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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世界贸易史


普洱茶历史与贸易

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一、宋代

宋代,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国,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二、元代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食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

三、明、清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

清顺治十六年(161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园饼茶,又称为“园宝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园”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茶外,所生产的“园宝茶”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据清道光《普洱府志》记载,出现了“蛮民杂居,以茶为市……衣食仰给茶山……夷汉杂居,男女交易,士农乐业,盐茶通商”的繁荣景象。道光年间,普洱一带的商业达到了鼎盛,且有行商、坐商和货郎之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秦晋、两广、四川、江西、两湖及玉溪、建水、石屏、盱江、通河等会馆十余处,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这些商号多数经营并加工茶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紧团茶、改造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思茅厅内,设有茶叶总店,除专制“八色贡茶”外,还加工各种紧团茶、园饼茶和毛尖茶。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10余家,生产园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信仁和”、“广益祥”等数家。汉族商人、地主还以客户身份进入易武产茶区,利用“夷民难以撑持门户”的时机,典进茶林,在易武、勐海开设茶庄,收购茶叶。

紧茶主要销往西藏,大部分须经缅甸、印度转道而入。圆茶经缅甸、泰国,以仰光、曼谷两地为集散地,销往南洋、香港,北至土耳其。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之后,则销路中断。由于茶叶滞销,茶农苦于无法,遂对茶园不加整枝刈草,任其荒芜。

四、近代

1.辛亥革命以后

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如雨后春笋,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二年(1923年),普洱府撤销。民国三年(1924年),将迤南道(驻普洱)改为普洱道,辖宁洱、思茅、墨江、元江、新平、景东、镇沅、景谷、澜沧、缅宁10个县及普思沿边行政区(车里)。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26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茶商关门,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2.抗战时期(1937-1945)

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途。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瓶酒、罐头及其它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外,另有西北路经景谷、镇沅、景东等“后路地”至大理乃至西藏,输出茶叶、棉花等,输入菜油、白糖、冰糖、面粉、乳扇、核桃、干柿饼等,称为“后路货”;东北路由普洱经墨江、元江至石屏,输出食盐,输入豆腐皮、豆腐干、松子等,称为“石屏货”;东南路经江城出越南莱州至海防,输出紫胶、樟脑(冰片)、茶叶等,输入工业品、生猪、牛、粮食;西南路经思茅、六顺至澜沧,输出食盐、土布、银饰、黄烟,输入棉花等。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港澳、缅甸、越南、泰国、印尼、日本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国外至缅甸、印度、暹罗、南洋、香港一带,内地则遍及云南、贵州、康藏等地的商业市镇。日军南进时,由于战祸侵袭到佛海一带,国外交通受阻,内地交通不便,因而产销情况大不如前。紧茶主要销往西藏,大部分须经缅甸、印度转道而入。圆茶经缅甸、泰国,以仰光、曼谷两地为集散地,销往南洋、香港,北至土耳其。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之后,则销路中断。由于茶叶滞销,茶农苦于无法,遂对茶园不加整枝刈草,任其荒芜。

3.五十年代

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鼓励茶农加工栽培,增产出口,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外销马来亚、香港、仰光等地。但由于总体来看茶价低贱,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正常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量销量都不高。六十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澜沧县的惠民、勐滨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花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精致茶叶品种规格,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浅议普洱市与东盟三国贸易区的贸易发展

普洱市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俗话讲的 “一眼望三国,一江通五邻”为普洱市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对外贸易条件。面对东南亚前沿城市,普洱也有独具特色的民族旅游文化、茶旅游文化、口岸旅游文化、边境商业旅游文化旅游资源。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普洱市的东亚三国贸易区建设是重点项目,贸易区的建设会对未来的东南亚经济,我国与东南亚的交流起到重要推手的作用,也是我国开发西南部通商城市的一项重大改革。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发展是经济合作越来越深入。经济的合作也为经济圈区域化提供了条件。以关税减免和贸易合作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越来越多。21世纪以来的近10年间建立了240多个贸易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当今最为典型的贸易区,其对欧美的经济影响深远,产生的利益广泛。也为我国在亚洲与其他周边各国建立贸易区提供了优秀的范例。我国的东南亚邻国1992年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2001年,我国与东盟拟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贸易区将是一个拥有18亿人口,2万亿美元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和1.3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也将是国际第三的贸易大区。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2002年11月的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宣布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大幅度降低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实现统一的大贸易市场,从而进一步加深双方的相互联系,给双方带来互惠和双赢。在贸易方面,东盟对中国,中国队东盟的贸易地位也会不断的提高。

普洱市在东盟三国贸易区建设中的优势地位

2011年,普洱市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设的强力助推下,重点打造中国、缅甸、越南、老挝东盟贸易区。重点建设两个国家级通商口岸, 重点建设东盟三国贸易城大型贸易地带。普洱市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天然的贸易优势,中国开放了普洱市作为通商口岸后,普洱市边境贸易的优势体现了出来,边境旅游,茶贸易也为普洱市带来了巨大的贸易空间。加上国家“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贸易方针,普洱市加强与相邻三国贸易优势互补与交流的多方位沟通,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贸易交流的又一重点城市。普洱市在贸易政策上也得到了国家的巨大支持,在普洱的三国贸易城可以由东南亚三国的开发商参与建设,建成了真正的中国——东盟贸易居住为一体的贸易地带。

普洱市在东盟三国贸易交流中的发展方向

普洱市具有486公里的国境线,两个国家级通商口岸,5条主要水路线,18条通道通往周边国家。普洱市与东盟三国的交流是普洱市与东盟各国加大经贸活动力度的第一步,普洱市将通过三国贸易区的形式将贸易延伸到新加坡与泰国甚至整个亚洲地区。普洱市也是我国打造中国(普洱)——老挝(丰沙里)——越南(奠边府)贸易经济区的核心。将重点发展中国与越南的投资贸易关系,中国与老挝的科技、农业、林业、旅游业的交流,中国与缅甸的矿业开发与替代产业的发展。在十二五建设期间,普洱市在年均对外贸易额上预计可以达到6亿美元,年均以29%的增速发展。普洱市将继续坚持我国“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贸易方针,将自己的优势产业做好,还要将国外的先进项目引进来,将普洱市办成西南与东盟贸易的最大口岸。

当然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脚步无法停下,我国也与东盟打造区域经济自由化,为促成区域经济竞合互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也存在诸多阻力和障碍。首先,中国与东盟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类似的结构体制会制约双方的贸易合作,另外双方的银行体系还有待完善。其次,在中国与东盟的国际交往中,由于存在相当数量的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银行结算体系不能完全有效的发生作用,普洱市在做贸易的过程中通常是在边境小镇,金融安全与贸易额度都受金融机构不完善的制约。再次,区域内部整合不足,竞争有余。在现行行政区划格局中,东盟各国之间存在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不同,国内各省区之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而区域内国家间、国内省区间经济合作与冲突并存,主要表现为区域间低水平竞争、生产要素竞争、出口市场竞争和封锁等。自我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与东盟对接的热潮,但各方都将目光局限于本地经济的发展、本地经济与东盟的对接,很少涉及共同协作,削弱了整个区域同普洱市参与国际经济的竞力。

综上所述,普洱市在中国与东盟贸易往来密切的基础上有机遇也有挑战,真正成熟的对外贸易渠道与模式仍需要进一步的实践完善,相信在全球贸易一体化的今天,普洱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将中国的西南部与东盟三国的贸易带上最安全与高效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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